張雙南:中國科技創(chuàng)新的兩個優(yōu)勢和兩個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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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張雙南(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
責編 | 邸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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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美貿易大戰(zhàn)正式開始,表面上看是市場經濟和貿易不平衡問題。但是我認為,這場貿易戰(zhàn)的核心是中國想要通過購買和引進美國的高技術快速趕上美國,但美國擔心中國繼續(xù)高速發(fā)展會追上美國,使得美國失去繼續(xù)統(tǒng)治世界的實力。
設想,如果今天中國在高技術上根本不需要美國,那么中國的市場和經濟體量這么大,美國根本不可能和中國打貿易戰(zhàn),即使打也不可能占任何便宜。所以,在這場貿易大戰(zhàn)中,中國的核心短板是缺乏高技術和顛覆性技術,并不是出口受創(chuàng)的問題。特朗普發(fā)起貿易戰(zhàn)的根本目的是阻止或者至少減緩中國的高新技術和工業(yè)化發(fā)展。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建黨95周年慶祝大會的重要講話中,他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痹谑糯髨蟾嬷?,他強調:“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笨倳浱貏e強調:“我們要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還有一個文化自信”。
“科技”是“大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文化自信”就必然包括“科學自信”和“技術自信”,這是創(chuàng)新型國家必不可少的??茖W自信是基礎,技術自信是表現(xiàn),而擁有顛覆性技術才有真正的技術自信。
如果特朗普的目標實現(xiàn),“科學自信”和“技術自信”在中國就難以徹底建立,我們的“文化自信”就會有重要缺失。
對于新一輪顛覆性科技革命中我國科技創(chuàng)新的優(yōu)勢和短板,我集中談一談我們的兩個優(yōu)勢和兩個短板。首先是兩個優(yōu)勢。
我經常到很多國家訪問,對于中國和老牌科技發(fā)達國家的科研隊伍的情況有一些體會。俄羅斯的科研隊伍嚴重老化,多少年來見到的差不多就是同一批人,退休返聘的比例很大,年輕人很少,我實在是沒有興趣和他們合作做長遠的研究項目。歐洲和日本也差不多是這樣,年輕人在科研單位找到位置很不容易,好在有嚴格的退休制度,才不致于老化那么嚴重。美國稍微好一些,主要是有留學生、外籍博士后和移民的補充,勉強保持了科研隊伍的青春活力。
中國則恰好相反,盡管整個社會在步入老齡社會,但是得益于經濟的穩(wěn)定發(fā)展帶來的科研經費的持續(xù)增加,科研隊伍生機盎然。我比較熟悉的航天領域和空間科學領域,由于這些年的快速發(fā)展,隊伍的平均年齡持續(xù)降低。
比如我所在的高能物理研究所粒子天體物理中心(也是中國科學院粒子天體物理重點實驗室),在職科研人員約180位,博士、碩士所占比例分別為64%和25%,但是平均年齡才只有36歲!我在和國外學者交流談到這個情況的時候,他們是滿臉的羨慕嫉妒恨!雖然有缺乏經驗的擔心,但是他們的創(chuàng)新能力很強,很多年輕人已經挑起了重擔。
我認為,青年隊伍紅利是我國航天領域和空間科學領域快速發(fā)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我每次看到這一批生龍活虎的青年科技人員,我就對我們的空間科學事業(yè)和中國的未來充滿了自豪和信心!
但是也有危機,高強度和高壓力的工作沒有給他們帶來合理的收入,然而他們上有老下有小,住房和子女教育帶來了沉重的壓力,不斷有優(yōu)秀的年輕人改行流失。在這種情況下,要從體制上想盡辦法改善青年科技人員的待遇、生活條件和工作機會。中國特有的科研隊伍的年齡紅利,是我們相對于歐美日的主要優(yōu)勢之一,我們一定要想盡一切辦法把他們的潛力充分發(fā)揮出來。年輕人的創(chuàng)造力發(fā)揮出來了,就一定會有顛覆性的創(chuàng)新。
我們的制度優(yōu)勢使得政府和管理層在決策時堅決果斷,不像歐美日那樣,在重大科研計劃的決策中拖拖拉拉,甚至換了政府或者僅僅是由于黨派斗爭就會把前面的重大決策推翻,不但會錯失良機,而且導致大量的浪費。美國的超級超導對撞機被取消、載人登月反反復復不能決策、火星計劃改來改去,就都是這樣造成的。
同樣,我們的制度優(yōu)勢和行政體系的高效運行也能夠保證重大項目的有效實施,嚴重拖期和超支在中國并不常見,但是在歐美日卻是司空見慣。這很顯然也是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科技快速進步的主要原因之一,也為中國立下了非常好的口碑。
比如,我最近在領導一個大型空間天文國際合作項目,增強型X射線時變和偏振(eXTP)空間天文臺,這是一個旗艦級的空間天文臺,規(guī)模很大,水平屬于國際領先。但是由于研制計劃是按照中國的航天規(guī)范制定的,一開始歐洲的合作者們認為根本不可能完成。我就請他們了解一下中國這些年的航天和空間科學項目實施的情況,他們就服了!美國之后也提了一個與我們類似的項目,也拉了歐洲這幫科學家合作,但是制訂的發(fā)射計劃比我們要晚幾年,因此歐洲團隊就堅定地和我們合作。雖然科學思想和項目概念是我們先于美國提出來的,但是在空間領域極為強大的美國在科學和技術基礎等各個方面都遠遠優(yōu)于我們,真的是制度的優(yōu)勢才能夠保證我們在和美國的競爭中不至于一點機會都沒有。
還有另外一個例子,我們團隊有一個最近回國的年輕科學家提出了一個非常創(chuàng)新的小型空間天文項目。如果按照正常的概念研究、預研、論證、立項過程,大概至少三、四年才能立項,從現(xiàn)在開始最早七、八年后才有可能發(fā)射運行,但是就會錯過在引力波多信使天文學領域的最佳科學發(fā)現(xiàn)窗口??茖W院主管空間等重大任務的相里斌副院長所領導的重大任務局的決策團隊針對這種情況,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機遇型”空間項目的概念,中科院國家空間科學中心在管理上做了大膽的創(chuàng)新,使得這個項目能夠進入快速而嚴謹的立項程序,確保能夠抓住最佳的科學機會。
下面講兩個短板。
盡管經過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fā)展,但是整體上來講,是跟蹤性技術的發(fā)展很快,但是科學的基礎還是很薄弱??茖W是技術創(chuàng)新的主要源泉,科學基礎薄弱,顛覆性技術就很難甚至冒不出來,急也沒用。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呢?原因就在于我們的研發(fā)經費里面,基礎研究的經費比例偏低,大概只有5%左右,而就是這5%,還被所謂的基礎性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占了不小的比例,和美國體量大得多的研發(fā)費用的15%左右相比,我們國家真正用于基礎科學研究的經費實在是少的可憐。
這是否合理呢?我覺得這并不是決策失誤,到目前為止還算合理。因為作為發(fā)展中國家,我們主要是在追趕歐美日。人家有了技術,我們跟著做,這樣效率比較高。再加上我們的制度優(yōu)勢,利用改革開放的有利環(huán)境和條件,集中力量在高新技術方面高強度攻關,這樣就能夠快速縮短差距。這樣的例子很多。
但是差距縮短到了一定的程度,甚至在某些技術領域我們還走到了前面了,問題就出來了,那就是沒有原始性創(chuàng)新,就難以有顛覆性技術,就只能跟著人家,一旦走到了前面,就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該往哪里走了。我們差不多就到了這個程度了,所以美國就發(fā)起了對中國的貿易大戰(zhàn),試圖壓制或者至少減緩中國的技術發(fā)展,而我們也就著急了,想搞清楚下一步怎么辦。
因為只有大幅度增加基礎研究的投入才能在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當然下大功夫提高基礎教育、尤其是中小學教育的質量也非常重要,不過這不是我今天論述的重點)。到了我們成為了產生科學知識、而不只是消費西方產生的科學知識的時候,我們的原始性創(chuàng)新、顛覆性創(chuàng)新,就會源源不斷地產生出來了。這樣我們就有了堅實的“科學自信”和“技術自信”,我們的“文化自信”就會更加完整和強大。
實事求是地講,不想有政績的領導不是好領導,不想著進步的官員也不是好官員。當然要為人民服務,當然要有事業(yè)心,但是拿不出來成績,服務了誰?如果事業(yè)做的好沒有提拔是上級的錯誤,但是任期就這幾年,這幾年沒有政績就沒有機會服務人民了,從事的事業(yè)沒有發(fā)展憑什么能被提拔?所以從機制上就只能急功近利,只能考慮這個五年計劃的事情,只能做短平快的事情,沒有別的辦法。所以這不是每個具體官員和領導的問題,是我們的機制存在問題,使得急功近利泛濫。而對于科技領域,機制的一個問題就是存在科研體制和科學研究計劃的頂層設計不順。
一方面,科研機構分類不清楚。比如中國科學院本來成立的時候就是國家隊,主要是為了完成國家的重大科研任務而設立的,但是逐步演變成了需要自負盈虧到處弄經費搶項目,需要和大學直接競爭。事實上,經過知識創(chuàng)新工程,科學院的能力已經有了很大提升,中科院自主安排的很多重大任務也都是站在國家層面考慮和安排的(比如我所熟悉的“戰(zhàn)略性先導科技專項”里面的“空間科學先導”任務),應該提升至國家級的項目。
同時國家應該考慮將中科院的很多研究所凝聚成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實驗室,著眼長遠和重要的目標,不再急功近利只看眼前的項目、甚至為崗貼和績效而發(fā)愁(由此引發(fā)的“逼良為娼”的例子實在是太多了),這樣才能真正促進重大創(chuàng)新成果的產出。
坦率地說,目前已建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和國家實驗室,大部分實際上都是打包出來的,能不能申請成功和通過考核,關鍵是打包的功夫好不好,真正意義上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和國家實驗室鳳毛麟角,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不說而已。機制產生的規(guī)則如此,不這么做就沒有出路。所以這也不是具體的單位和科學家的問題,是機制出了問題,“打包”本質上就是急功近利的表現(xiàn)。
另一方面,正如國家空間科學中心的吳季研究員最近一直強調的,有些科技領域需要國家長期的定向持續(xù)支持,“兩彈一星”就是極為成功的例子。我們國家現(xiàn)在有很多專項,這些專項的執(zhí)行期往往比官員的一個任期要長得多,這些專項的實施對于保證我國科技的長期發(fā)展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能夠避免急功近利。但是這些專項很多都是圍繞技術目標而設立的。盡管大部分基礎科學研究的確需要自由探索,但是有些重要的基礎研究領域必須有長期的定向持續(xù)支持。
空間科學就是這樣的典型領域,因為一個重要空間科學項目從提出到實施完成,通常都需要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因此歐美日都有一直持續(xù)的空間科學的專門計劃,相當于沒有結束期的國家層面的“專項”。我國目前唯一的系統(tǒng)性的空間科學計劃就是中國科學院的戰(zhàn)略性先導專項里面的“空間科學先導”任務,以五年作為一個周期論證實施,無法充分發(fā)揮我國的航天技術的優(yōu)勢保證我國空間科學的長期健康發(fā)展。
空間科學的產出雖然是以重大科學成果為目標,但是產出的并不僅僅是科學成果,實際上對于航天和很多顛覆性技術的帶動性極強,這也是歐美日設有國家層面的空間科學長期計劃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國有必要盡快啟動實施“空間科學長期專項”計劃。
(作者注:本文根據在2018年3月23日基金委李靜海主任主持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調研座談會上的發(fā)言稿修改;當天的調研主題是:“新一輪顛覆性科技革命中我國科技創(chuàng)新的優(yōu)勢和短板問題”。特別感謝基金委的邀請參加本次座談會以及座談會前為我支招的多位專家,包括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王貽芳院士、國家空間科學中心的吳季研究員和王赤研究員。本著文責自負的原則,本文觀點僅代表我個人,不代表單位以及其他組織和個人,存在的問題和錯誤我全部自己承擔。)
制版編輯:黃玉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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